她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她独来独往，与众不同。她们有大都市年轻人的优势：上戏院，摩登，说着流行的话语。但她每日在祖母的老宅中，沉浸于诗书琴画，沉思默想，宁静内敛，几乎与世隔绝。1927年，合肥的上空出现飞机时，她竟以为那是巨大的风筝。

1934年，她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的成绩，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她似乎从小就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生。24岁时，她为自己编一本《曲人鸿爪》，收集各方昆曲名家、学士才人的即兴书画。张充和的继母韦均一工书画，擅昆曲，年长充和十五岁，两人常在一起练习唱曲、绘画。一次，继母兴起，在《曲人鸿爪》页里，画了一幅“充和吹笛”侍女图。那是一幅速写。画美人嘴唇时，客人正到，仓促间笔头失控，樱唇就成了一个红点。在旧时月色和习古风中长大的张充和，曾经和沈从文、卞之琳、俞振飞等人相连，一同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

1956年秋天，胡适先生在伯克莱的加州大学客座，也在《曲人鸿爪》册页里写下元代曲家贯酸斋所著《清江引》：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张大千早年也曾在《曲人鸿爪》中赠她画作两幅，以形状张充和《思凡》身段。可以想象，上个世纪中叶，张充和的生活风花雪月，海棠结社，多么繁华。书法是她一生至爱。

她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活里，没有大的波澜和惊险，也没有被改造和异化。她的天性——艺术感，本身就是人性中最本真的部分——保存完好，而常人的艺术知觉早在粗糙生活或者自我修整中磨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她有时候却是绵里藏针。1935年，张充和在上海兰心戏院第一次演出《牡丹亭》的《游园》《惊梦》《寻梦》，由张充和扮演杜丽娘，另一个苏州女子李云梅扮演春香。李小姐不识字却聪明漂亮，但她在当地的名声不佳，是画家吴子深的下堂妾，因此有人看不起她。王季烈十分反对张充和与李小姐同台演出，专门转告她：千万不可让李女士参加那次演出。充和没有接受劝告，反而回话：“那么就请王先生不要来看戏，但李云梅一定要上演。”

一次，学者章士钊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的意思，这冒犯了她的感情。她对“流落”两字始终不能释然。但她终究选择了蔡文姬的道路，嫁给一个西方人，然后离开中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与她的热爱毫不相关的地方。多年之后，她回忆起章士钊的预言，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了个胡人。昆曲和书法，是她的一生知己。她似乎一直活在忠孝节烈、才子佳人的故事里，活在虚构与韵美里。她在新的世纪，还延续着少年时代读诗、习字、吹笛、唱曲的苏州岁月。她家中衣橱里，挂满风姿妖娆、长短各异的旗袍。

她果然“独在异乡为异客”了。她是一棵临渊的静树，旁边是深潭的水，深不见底。她走了以后，她的《曲人鸿爪》中的主角们，正在渊里挣扎和沉落。

她的老师沈尹默那时候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他的厄运从此展开，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1966年～1971年到达顶点。“文革”开始时，他撕毁了所有的作品。他把那些碎片浸泡在水中，直到化为纸浆，再倒进附近的垃圾场。但是他仍然没有被放过。他受了五年的迫害，直到他去世为止。

她的朋友周仲眉夫妇一向好爱昆曲。抗战期间，周先生在重庆的中国银行当总经理，周夫人陈戊双书画俱佳，结交了不少文化友人和昆曲同好，抗战时期流寓于重庆地区的人大都知道周家曲社。有一次，张充和唱《牡丹亭》，扮演春香，但忘了戴戏装的腰带，周夫人戊双临时用画笔画了一个带子。他们在《曲人鸿爪》中题的《琅玕题名图》，在“文革”时毁于抄家。那个被称为“趁良辰结社风流无尽”的周仲眉先生，也在“文革”初被迫害自杀身亡。

她为什么要远走他乡？如果她选择留下她会怎样？

1948年，她还没有预见这些事情。她只是觉得自己喜欢的那个世界风韵犹存。但是新世界对她来说是黯淡的、陌生的，容不下她喜欢的那些东西。甚至连梦想那些东西的空间都没有。她觉得，应该让那些“弹性大，适应性强”的人留下，她只是从祖母那里学到了慈悲，也知道了一切为善之道。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