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刘龙

　　2017年9月24日，佳士得上海举办了进驻国内后的第五次秋拍。两个专场共取得总成交额9858万元，同比增长了35%，成交额回升。“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夜场中，赵无极晚年作品《24.12.2002–双联作》以3360万元成交，成为佳士得于中国内地举办拍卖以来最高价成交的艺术品。但另一方面，一些往常热点作品的市场波动，也反映出佳士在向中国输出西方大师艺术作品的试水过程。带着成为“东西方艺术桥梁”初衷而进入中国市场的佳士得，5年后面对政策限制如何继续开拓，成为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连接“东西”，道阻且长

　　2013年4月9日，以永乐拍卖“投石问路”多年的佳士得，成为首家在内地获得拍卖执照且可以独立开展拍卖业务的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不过国家文物局对佳士得在华拍卖不能涉及文物古董及《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提及艺术品的规定，限制了佳士得在中国内地的拍品范畴。

　　因此，佳士得上海无法触及古董文物和书画等占据国内拍卖市场主要份额的板块，努力引进至国内的西方现当代艺术，以及珠宝、手表、名酒以及奢侈品手袋等类别。

　　回顾佳士得进入中国大陆五年来的拍卖业绩，在2013年上海首拍以1.54亿元的华丽登场之后，随后成交额有所下降，直至今年则进入回升通道。这其中固然有全球艺术品市场环境恶化的原因，但也反应出国内藏家口味的不明确，以及对市场深度反复试探的过程。

　　2017年佳士得上海的成交额得以回升，极大得益于成交价最高的两件作品：一件是以3360万元成交的赵无极晚年巨作《24.12.2002》（双联作），一件是意外拍出高价，以1320万元成交的萨尔瓦多·达利雕塑《凯旋的大象》，两者分别创下佳士得上海历史上最高价成交的艺术品和西方艺术品，并占据了总成交额的47.5%。

　　而拍前被寄予厚望的夜场封面作品夏加尔《新婚》，却连同另一件夏加尔纸本作品和一件法国艺术家贝尔纳·布菲的作品一同遭遇流拍。夏加尔和布菲作品在此前佳士得上海的拍场上均有不错表现，也说明中国藏家在偏好上的不确定性。

　　分析佳士得上海以往上拍的西方艺术家作品不难看出，毕加索、安迪·沃霍尔、达利、夏加尔以及达明安·赫斯特等是佳士得在上海拍场当中推荐数量最多的西方艺术家，他们在全球艺术市场中原本便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且作品流通量较大。

　　从佳士得5年里西方艺术成交的高价榜单中可以发现，面貌典型，同时具有不错市场流通能力的毕加索及夏加尔晚期作品是佳士得此前一贯的选择。但随着藏家眼界和品味的逐渐升级，这一类型的作品越来越难满足藏家的口味，因此也出现了中国藏家直接进入欧美拍场竞逐顶尖大师作品的现象。作为植根于欧美市场的佳士得，在原本市场不愁销路，且内地接受程度不明确的情况下，目前仍然属于“试水”阶段。正如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西方艺术在中国的推动者，在上海还“冒不了这么大的险”。目前，藏家口味不断全球化，在中低端价格上偶然性因素较强，而高端价位还缺少符合价位的精品供应。

　　而在原本的推进计划之外，佳士得在近些年也学会根据当年的展览热点灵活选择上拍作品。如2016年，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在龙美术馆举办了个展，当年的拍卖中即有两件作品上拍。今年余德耀美术馆举行的KAWS大展、2016年在中华艺术宫举行的费尔南多·波特罗（Fernando Botero）个展，以及近年来沪上展览中被频频涉及的达利雕塑，这些艺术家作品均传递到拍场，形成新的卖点或亮点。

　　对于西方现当代在上海拍场中的表现，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认为：“佳士得根植欧美，那里是它的强项；但上海佳士得还很年轻，它也有不知道的领域。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中国买家会买什么作品，每一次新的尝试都是一次摸索，我们目前选的是那些‘可能’是热点的艺术家和作品。”

　　创新、风险与试错

　　在道阻且长的西方艺术推荐之外，植根于中国艺术家的本土化经营无疑是佳士得进入国内市场的的另一大愿景，正如佳士得中国区总裁蔡金青女士所说：“佳士得在进驻上海时，就曾说要建立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桥梁，将更优秀的西方艺术带给中国藏家，并且推广更多有实力的中国艺术家。”而上海开放、蓬勃的艺术环境也为佳士得创造了契机。

　　上海被称作“魔都”，多元、时尚是它的标签。此外上海还拥有许多年轻的新藏家，如ART021创始人应青蓝、包一峰、周大为；在上海设点K11艺术中心的郑志刚，近年来他们都致力于推广青年艺术家，并与诸多上海画廊形成合力，构建了上海活跃的青年艺术氛围。

　　2015年9月，佳士得上海推出的“+86 FIRST OPEN”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成型。作为国际拍卖行对中国年轻艺术家的第一次集体推荐，“+86”在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中上拍33件作品，最终取得96.9%的总成交率，和1384.25万元成交额的佳绩。而透过本次拍卖，亦有十余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首次进入二级市场，为当时的市场输送的全新的艺术家名单。

　　+86 FIRST OPEN”叫好又叫座的反响为佳士得上海注入了年轻艺术推广者的基因，在后续拍卖中，如贾蔼力、王光乐、刘韡、郝量、黄宇兴等年轻艺术家均在此创下佳绩。而在2017年拍卖中，中国艺术家由金作品《路径-后花园》以110.4万元成交，同样刷新了其拍卖纪录。

　　尽管由于市场环境变化以及人事变动等原因，“+86”概念未能延续，但“FIRST OPEN”在上海拍场中得以保留，并使佳士得上海在中国当代艺术板块上的面貌逐渐清晰：其中“FIRST OPEN”主打年轻艺术家和大师小作品，为佳士得整合和吸引新的藏家。而亚洲与西方二十世纪当代艺术（晚间拍卖）则以年轻艺术家重要作品和大师精品为主，在吸引资深藏家关注的同时，也是其品牌开拓的保障。

　　如今年赵无极晚期作品《24.12.2002》（双联作）便是一件足以进入佳士得香港夜场的作品，但之所以选择放到上海来拍，佳士得首席执行官施俊安表示：“我们希望将赵无极的作品作为佳士得上海的一针强心剂。今年是第五年在上海举行拍卖，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时刻向上海推出重要的作品。”而施俊安也相信，随着赵无极作品的高价拍出，也将会有更多藏家愿意将这类重要作品送到上海进行拍卖。

　　在今年的佳士得上海秋拍中，做出新尝试并加大投入的并非只有中国现当代艺术。如此次佳士得上海秋拍首度呈现的“当代书房”专题，便精选 30 件代表不同文人生活审美趣味的各式拍品，还原作为当今文人心灵归属地——书房的理想情境。在“开创|上海”专场中，文房专题的多件拍品多以平稳甚至不俗的成交价释出。此次专题的有趣尝试亦表明，此类与生活方式相融合、“品味制造者”的策划方式是拍卖行主流业务的有趣补充。

　　而在“当代书房”专题之前，佳士得亦尝试过“中国设计”、“亚洲设计”、“典雅生活”甚至是艺术挂毯等多种多样多样的门类，尽管是喜忧参半，但魏蔚仍表示：“新板块对于佳士得来说，是很重要的尝试，如同香港市场也是在一步步的尝试中逐渐了解市场需求，从尝试中吸取经验也是上海必经的过程，虽然其中会承担风险，但只有踊跃去做了，才能了解市场。”

　　“不会关停上海，但需要学会适应”

　　在拍场的高价和数据之外，进驻上海第五年的佳士得也在持续学习如何与中国艺术市场规则相处的过程中，逐渐积攒得失。

　　2016年10月，佳士得250周年之际，佳士得北京新址也同步启幕。国内第二处空间的设立也标志了佳士得根植国内市场的决心，佳士得中国区主席蔡金青表示：“佳士得于北京新址启幕之际，我衷心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这座多元文化都市中艺术生态的组成部分。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传承者的身份为国内以及海外的藏家提供卓越品质的专业服务和值得信赖的全球渠道。”

　　对于佳士得在国内市场的发展，北京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北京华辰拍卖董事长甘学军表示，“其实，佳士得近年来很努力地拓展市场，无论是人员配备还是其他方面投入都很大，在品牌拓展上具有一定意义，但与预期还是有所距离。”究其缘由，甘学军认为，一方面是具体的业务策略拓展不利，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市场环境的不适应，法律、条例等方面的限制，影响市场空间的拓展能力。“这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不是一个好的信号，证明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道路、成为国际艺术品一流交易中心还很漫长，市场条件不成熟，脆弱、幼稚，拍卖巨头也难施拳脚。目前国内拍卖机构在国际市场上也处于劣势，方式、方法有很大的短板。艺术品拍卖市场应该国际化，而不是自我封闭，限制和制约只能弱化市场能量”。甘学军说。

　　对于佳士得上海5年来的表现，施俊安认为：“五年相比佳士得250年的历史是很短的时间，但是从这五年也能看到未来在此发展的潜力。这里的买家相当活跃，相应的，我们要确保拿出合适的拍品。作为国际拍卖行，在这里能够拍卖的作品种类是有限制的，只能拍卖1949年之后的艺术作品，这一点与香港和欧美都不同。同时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展拍品，增加多元性，这也是我们今年首次带来赵无极作品、盆栽作品，以及设立“当代书房”专题的原因。”

　　而对于目前佳士得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挑战，施俊安认为，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限制性政策，不过他也肯定地表示不会关闭上海拍场，“我们在中国大陆市场，首先需要学习，了解哪些拍品在这里受到欢迎，哪些拍品在当前条件下需要调整，总而言之，就是先去适应这个市场，而并不会因为业绩不佳就终止发展，我们依然会保持每年一次拍卖，同时利用上海的窗口，展示佳士得全球的精品。中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也具备强大的抗压能力，坚持不懈推动上海拍场的发展。”

　　施俊安还希望，通过佳士得的各种努力，使中国政府看到佳士得尊重中国的市场规则，并致力于在此地长期发展的意愿，进而扩大拍卖作品的范围。施俊安说：“如果我们能在未来充分实现发展潜力，对中国艺术市场、对中国经济、对佳士得来说，是多赢的局面。”